蒋介石的眼泪

我是我 · 发表于 2002-12-3 19:30:07

1941年12月美国和日本开战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开始为一个问题烦恼：从国力军力上来看，美国打败日本问题并不大，但问题在于美国打败日本要花多大的代价。美国毕竟是个民主主义国家，不能象独裁国家那样要求人民为了领袖无限制地奉献生命财产。如果在对日作战中美国人牺牲太多的话，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就会抬头，政府就不得不顺应民意与日本中途停战讲和。　　 后来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也表现了美国人的这个特点。其实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是把赌注放在美国经得起物的消耗，却经不起人的消耗这个弱点上。日本军部认为如果日军给美军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美国人就有可能患得患失，中途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默认东亚和东南亚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罗斯福在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就考虑开辟第二战场，让第三国参战来分担美军的人员伤亡消耗。1942年1月1日在美国的牵头下，26个国家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宣誓共同对德意日作战。但这些国家大多是弱小国，美国对他们并不抱多大指望。当时罗斯福考虑到能够有效帮助美国共同对日作战，分担美军人员伤亡的国家只有三个：英国、中国和苏联。 罗斯福首先考虑的是英国，英国人当然是美国最靠得住的盟友，可是英国当时正忙于欧洲和北非战事，对在亚太地区开辟第二战场是心有余力不足。驻香港和新加坡的英军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后不久便战败，向日军投降。不过驻扎印度的英印联军还是一只可以依靠的力量。 罗斯福第二考虑的是中国，一来中国已经被日本侵略多年，向日军发动反攻是中国人义不容辞的事；二来中国的人力资源非常充足，不足的只是武器弹药。所以罗斯福设想了一个“美国人出钱，中国人出力”的方案，美国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由中国军队在中国战区开辟第二战场，联手打击日军。但罗斯福对中国军队到底有多大战斗力心里没底。 罗斯福第三考虑的是苏联，苏军的战斗力强，在战术上是美军的最好帮手。但罗斯福不敢肯定斯大林是否愿意对日作战，因为苏日两国之间1941年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根据该条约苏联有保持中立的义务。罗斯福不知道斯大林是否愿意撕毁条约向日本开战，或者斯大林会为向日本开战而漫天要价。另外出于防共的考虑，罗斯福也不很情愿苏联出兵中国和日本，因为这样有可能使中国和日本“赤化”，成为美国日后的敌人。基于以上的考虑，罗斯福决定首先武装中国，向中国提供物资武器装备，试图让中国承担起太平洋战场的主要角色之一。如果中国实在不行的话，再考虑苏联的参战。 所谓“苏日中立条约”是苏联在欧战爆发后，为避免两线作战的困境，于1941年4月和日本签订的有效期为5年的条约。该条约规定苏日两国在条约签署后的5年间保持相互中立，苏联承认“满洲国”，尊重“满洲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日本则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其实这是两国对中国领土的瓜分。 在向中国运送武器物资方面，美国又遇到了难题。因为当时中国的出海口均被日军占领，只有通过陆路向中国运送军备物资。苏德战争爆发后，经由苏联的新疆道路已不可用，由印度通往中国的印缅道路成为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出兵占领英属缅甸，切断了印缅道路。所以美国希望英印联军和中国军联手打通缅甸道路，以便向中国运送军火武装中国。1942年3月，中国派出缅甸远征军，由美国中将史迪威任总指挥，在英军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试图夺回印缅通路。 1942年1月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后，蒋要求美国派一个高级军官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1942年3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原是驻中国使馆的武官，是个中国通，能讲流利的中国话。史迪威对中国社会的实情十分了解，他对中国政府的腐败非常不满，他常说：“三亿九千九百九十万的中国人是好人，剩下十万是贪官污吏。”史迪威是理想主义者，对中国的期望很大，他刚上任不久就提出中国军东进夺还武汉，南进夺取河内的作战计划，但蒋介石对他的计划毫无兴趣。不过在史迪威的多次要求下，蒋介石委任史迪威出任缅甸远征军全权总指挥，罗卓英、杜聿明任正副司令长官。 史迪威上任不久就发现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存在严重问题。欧美国家军队的军官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不管是谁，只要有指挥权就能指挥调动军队。中国则不然，中国军队的上下级关系由个人恩惠关系决定，军官只听从某个人的命令，其它人即使有指挥权，也指挥不动军队，是典型的私家军。虽然蒋介石明言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归史迪威，但事实上缅甸远征军只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史迪威并不能有效指挥军队。 英印联军和中国远征军的这次作战被日军打败，英印军退回印度。由于中国远征军退回中国的退路被日军切断，史迪威命令中国军队撤往印度，但蒋介石越权指挥，命令中国军队撤回云南（蒋介石经常越权直接指挥，对此李宗仁等人也多有批评）。最高指挥部的不统一使远征军的军官们十分为难，结果有两个师听从史迪威的命令撤往印度，其他则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撤回云南。在退回云南途中，远征军迂回穿越人迹未至的原始森林，结果饥饿和疾病导致士兵大量死亡，10余万人的部队最后回到云南的只有4万人。撤往印度的两个师改称中国驻印度军，驻扎在印度的兰姆咖。驻印度军在印度接受了美式训练并采用了全式美式装备，后来成为中国最精锐的部队。 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后，要求处分那些不听从他命令的中国将军。根据欧美国家的军法，军官不服从上级命令要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史迪威称他作为远征军全权总指挥，部下不听他的命令理应受到惩罚，提出要枪毙四个不听命令的师长。但欧美的一套在中国行不通，蒋介石采取了宁人息事的方法，将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调任，五十五师师长陈吾勉处分了事。史迪威对此非常不满，认为必须对中国军队进行结构上的改造，由于他对蒋介石的部队无法插手，史迪威提出他到印度亲自训练一只10万人中国军队的计划。史迪威说：“如果给予正确的指导，中国军队不逊于任何国家的军队。”当时退到印度的中国军队约有1万余人，史迪威要求蒋介石向印度空运人员，把驻印度军补充到10万人，但蒋介石对此十分冷淡，因为蒋介石不希望看到中国出现一只不听他指挥的强大军队。在史迪威的再三催促下，蒋介石前后只向印度空运了1万多人，使史迪威的10万人训练计划受到很大挫折。 由于第一次缅甸战役没有打通印缅道路，美国只得靠大型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向中国运输物质，运输量平均每月1000吨左右，并不能满足需要。1942年欧洲和太平洋战区都十分吃紧，美国无暇顾及中国战区，所以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中国战区比较平静，没有什么大的战事。1942年10月10日双十节，蒋介石向中国国民发表声明，强调中国已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四强（美英苏中）之一。英国首相丘吉尔听后说：“（中国）是四大强国之一，别是笑话吧。”1942年10月以后，蒋介石开始向英美交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香港等殖民地。在废除租借领事裁判权方面，英美均表示同意，但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不肯让步，中英双方谈判一拖再拖，最后中方让步，于1943年1月11日和美英签订了香港问题除外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协议。 可是在两天前的1943年1月9日，汪精卫政府与日本鉴定了包括归还香港、废除租借领事裁判权等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协议。国民党搞国民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汪精卫作为蒋介石的老对手赶在他以前签署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协议，让蒋介石十分不快。蒋介石说：“新条约一再拖延，让汪伪抢先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为终身憾事。尽管人们对汪伪的条约视同儿戏，但中美新条约晚于汪伪发表，仍难免让人感到难堪。”此后蒋介石和英国的关系日渐冷淡，这也导致英国在1950年最早承认中共政权，因为当时中共没有明确要求英国归还香港。 1943年下半年，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均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罗斯福建议召开一次美英苏中四国首脑会议，但蒋介石不愿意和斯大林一起开会，因为蒋介石怕斯大林提出领土问题。假如斯大林在会议上要求蒋介石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蒋介石承认了就要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无法向国人交代；如果蒋介石不承认而美英两国又支持斯大林的话，中国就会在会议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后来罗斯福提议分别召开一个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和一个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蒋介石和斯大林都表示同意。 1943年11月，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进行了首脑会谈，这是蒋介石在二战中唯一一次参加国际首脑会议。罗斯福邀请蒋介石一起开会，亦是希望蒋介石今后能主动积极对日作战。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中国的要求：战后返还日本武力夺取的东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罗斯福和丘吉尔均表同意。但在谈到对日作战问题时，蒋介石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罗斯福希望蒋介石尽快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蒋介石则言语支吾，推说中国军队的装备落后，补给困难，要等打通印缅道路得到充分援助后，才可能发起大规模作战。罗斯福虽然对此口头上表示谅解，但内心还是十分不满。据罗斯福的儿子艾利沃特（Elliott）的回忆录，罗斯福在开罗会见了蒋介石后说：“我现在明白了，中国军队一心只放在监视共产军上，根本无心和日军作战。我相信蒋介石的确在妨碍史迪威的训练计划。” 随后召开的德黑兰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上，斯大林对罗斯福的中国政策表示不满，斯大林说：“既然中国人要求收回东四省、台湾，就应该让他们自己去打。根据中共提供的情报，蒋介石并没有把美国的援助用于抗日，而是储备起来准备将来与共产党打内战。如果中国军队不更加积极作战的话，美国就不该再给他们援助了。”斯大林要求罗斯福支援积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部队，罗斯福答应考虑。当时一些美国记者到延安采访，写了不少赞美共产党清廉、八路军勇敢善战的报道。 与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相比，美国人对中共产生了好感，一部分美国人甚至认为既然国民党不积极抗日，美国就应该直接支持中共抗日。此后美国积极与共产党接近，美国接近共产党并不是美国人支持共产主义，而是美国人想利用共产党的军队打击日本。史迪威公开批评蒋介石把美国提供的武器优先装备自己嫡系部队的作法，史迪威说：“美国军援的分配，应该以军队能否作战作为标准，包括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内。” 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以为罗斯福同情中国，对中国有求必应，向美国提出了不少条件，最大的要求是美国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当时罗斯福不好薄蒋介石的面子直接拒绝，只是说他个人同意，但要经过国会批准。但蒋介石以为罗斯福个人同意就等于美国同意了，多次向罗斯福催要这10亿美元。在开罗会议上决定中国军队和英国海军于1943年年底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夺取印缅道路。但后来美英更变了作战计划，英国海军不配合中国进攻，罗斯福要求中国先单独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罗斯福发电给蒋介石：“阁下同意计划的变更吗？”蒋介石回电说：“如果阁下给我10亿美元，再把空运量加倍的话，我就同意。” 蒋介石强调，除非有英国海军配合，或者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否则中国就要把第二次缅甸战役推后到1944年雨季以后。蒋介石的态度激怒了美国人，只张口要钱，不出兵打仗，和以往的中国军阀又有什么两样？史迪威质问蒋介石：“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的话，中国就要停止抗战吗？”蒋介石回答说：“中国已经单独抗战6年了。”史迪威反问道：“这也能作为条件吗？”蒋介石无言以对。 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决定在中国成都修建机场，作为美军飞机轰炸日本的基地。蒋介石动员了45万民夫在不用任何机械的情况下，仅用60天修建成了机场。机场建成后，蒋介石给罗斯福送去了帐单，要求美国支付机场建设费用8亿美元。罗斯福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大怒：修个机场要这么多钱，简直成了无赖欺诈。罗斯福给蒋介石回电，强硬地说：请阁下协助史迪威的作战计划，向缅甸的日军发起攻击，否则美国将断绝一切援助。 另外10亿美元的贷款也引起美国人的争议，1942年2月7日美国国会虽批准无条件贷款5亿美元，到1943年底，中国政府提取了约一半的2.4亿美元。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调查资料，中国政府提取的2.4亿美元中有8000万美元已经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帐号上，中国政府后来虽然对此作出了一些解释，但美国人对中国官员“公私不分”使用国家资金的方式非常恼火。结果蒋介石要求的10亿美元贷款1分也没有得到，而且罗斯福还决定，美国用于中国战场的开支每月将限制在2500万美元以内。 >1943年开罗会议后，蒋介石多次向罗斯福索要10亿美元贷款，并声称如果美国不给贷款中国就要停止对日作战。蒋介石的作法激怒了包括罗斯福在内的很多美国人，他们说：现在美国就象欠了中国的债一样，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有解放被占领国土的义务，好象中国军队是美国的雇佣军，对日军作战纯粹是为了帮助美国打仗，不给钱就不打。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并非真的没有钱。据美国方面调查，当时中国富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约有33亿美元，如把这些富人的存款拿出来充作军用，足够再抗战5年。支持重庆国府的富裕阶层自己不肯出钱打仗，却利用战争向美国伸手要钱，这让美国人十分反感。美国国会自1942年2月批准向中国无条件贷款5亿美元后，再也没有批准向中国贷款一美元。 最初美国并没有考虑向中国贷款，而是准备无偿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让中国军队承担对日作战的主要任务，就像美国无偿提供苏联武器，让苏联承担对德作战的主要任务一样。而蒋介石政府却提出要美国提供美金形式的经济援助，对美元的热情远远大于对武器装备的热情。美国人开始明白蒋介石的用心：试图用美元来维持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蒋介石把维持自己的统治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不愿在对日作战中消耗他的嫡系部队，因为在中国谁有更多的枪，谁就有更大的发言权。 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也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质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另外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50年后的1983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3年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国财政部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 国民党军官也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管辖河南战区的汤恩伯将军，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汤恩伯的苛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当时河南农民有这样的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到河南采访报道了那里饿殍遍地，人吃人的惨状。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国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作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大怒，认为有损于中国政府的形象，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时代周刊》拒绝。 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向蒋介石问起河南大饥荒的情况，蒋介石却对此话题表现的十分冷漠。罗斯福在开罗会议后说：“对于中国民众的悲惨状况，中国政府明显缺乏应有的同情心”。另外蒋介石在1943年写成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把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归因于外国人的侵略掠夺，推卸中国政府的责任，让美国人读后非常不快。当时美国舆论界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头脑顽固的冷酷独裁者”。 1942年2月美国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后，要求中国汇报资金的使用情况，但重庆政府却在美元汇率上做文章。当时法币和美元兑换的官价是20元法币兑换1美元，而黑市价格却是3000多元法币兑换1美元。在重庆一包香烟按照官价兑换的价格为5美元，而在黑市上1美元就可以买到160包香烟。重庆政府则按照官方兑换价向美方汇报美元的使用情况，自然是数字水增，在重庆国府的报帐中，修建一个公共厕所的造价都要1万美元，在美国传为笑谈。 重庆国府由于经济状况恶化，不得不靠增发货币的方式来维持财政。据重庆国府公布的货币发行额：1938年23亿元、1939年43亿元、1940年79亿元、1941年151亿元、1942年底344亿元、1943年753亿元、1944年1894亿元、1945年10319亿元，抗战8年期间货币的发行量居然增加了738倍。大量增发货币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在重庆，不仅一般民众食不饱腹，连中流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级官员却乘机大发国难财，导致民怨载道。人们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转向支持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国民党政权的倾覆已显露端倪。 按照开罗会议的商议，中国军队将在1944年春季向缅甸日军发动进攻，可是届时中国军队却迟迟不动。罗斯福多次催促蒋介石出兵，蒋介石以美国不给10亿美元贷款为由，要把第二次缅甸战役推迟到1944年雨季以后。罗斯福被蒋介石的态度激怒，放出狠话：“如果阁下再不出兵，美国将断绝一切经济军事援助。”在罗斯福的强压下，蒋介石被迫出兵，1944年4月，何应钦率新军进入缅甸，开始了第二次缅甸战役。 1944年春季开始，日军又在中国大陆重新发起了攻势。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败退，海上运输线被美军切断，为此日军设想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从满洲到越南的陆上通道，攻占美军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日军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开始后，结集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40余万，面对5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而且还命令他部队中800辆卡车中的600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财宝家私。 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著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一号作战”中，中国军队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在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面前，中国军队居然连连溃败，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望风而逃。 罗斯福对中国军队的表现非常不满，为什么中国军队一再败退？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视察，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时延安的中共乘机发动宣传攻势，声称他们想对日军发起反攻，但国民党政府不让他们对日作战，希望美国直接向延安提供军事援助，50万共产党军队就会立即向日军发起反攻。中共同时利用美国人喜欢民主的心理，大打民主牌，指责蒋介石政权不讲民主。驻扎重庆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林祖函等人，也频繁出入美国在重庆的大使馆，抱怨蒋介石政府压制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 与蒋介石政府的避战保存实力相比，中共的积极对日作战姿态，以及尊重民主自由的宣传，使不少美国人耳目一新，对延安大有好感。不少美国记者到延安采访，也称赞延安政府清廉，人民抗战热情高涨。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时，特别提出要派一个观察小组到延安视察。蒋介石最初不同意美国人访问延安，但在华莱士的再三坚持下，被迫同意美国观察小组访问延安。 1944年6且18日华莱士到达重庆，蒋介石为了给华莱士一个好印象，把重庆的乞丐全部关进了收容所，但华莱士对重庆政府的印象仍然很糟，华对蒋介石政府的评价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无知的政府。”华莱士到达第二个访问地昆明后，向罗斯福发了如下的电报：“我们对蒋介石的支持恐怕是一项短期投资，他实在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袖大概将会通过政治变革或革命的方式产生出来。从现在的状况来看，战后中国的领袖出自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多次向罗斯福建议改革中国军队，这时罗斯福也开始感到史迪威的建议是必要的，考虑让史迪威接替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1944年7月7日，罗斯福发电给蒋介石：“鉴于中国战局危急，我感到有必要让史迪威指挥在中国的全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我理解阁下对史迪威将军的感情，但是我找不出另外的人选，具有史迪威那样的能力和决心，能够实现我们打败日本的远大计划。为此我把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请阁下把中国战区的军队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将军。” 由于中国军队在日军“一号作战”攻势下连连惨败，蒋介石也不好公开拒绝移交军权。但作为政坛老手的蒋介石，巧妙地使用拖延战术，蒋介石给罗斯福回电说，原则上同意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但请罗斯福给他一些时间，仔细考虑让史迪威担任全权指挥的具体办法。同时蒋介石立即派宋子文到美国活动，拉拢美国政界要人为他说情。 8月23日，蒋介石又接到罗斯福发来的电报，催促他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这是罗斯福的第四封催促电报。因此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一些表面的让步，请罗斯福派一个特使来华协调移交军权的工作。罗斯福便派赫尔利为特使，于9月6日到达重庆。9月12日，蒋介石与赫尔利特使的会谈达成以下结果：一、史迪威的职务名称定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二、史迪威亲自指挥中国陆、空军对日作战，但作战计划须经军事委员会审议；三、史迪威对其管辖部队，可依据中华民国法律实施奖惩任免之权。 9月13日，史迪威会见了中共代表，中共代表转交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史迪威的电报，表示愿意把中共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史迪威大喜，答应给中共装备五个美式机械化师。 虽然名义上史迪威已是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但蒋介石仍然没有把实权交给史迪威，罗斯福对此分外恼火。这时罗斯福又接到史迪威的来信，史在信中说蒋介石准备抽调缅甸远征军回国，意在坐等美国打败日本的胜利成果。罗斯福的愤怒到达了极点，于9月18日发电给史迪威，并请史迪威转交一封他给蒋介石的电报。罗斯福在电报中，用向部下发布命令的方式说：“请立即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一刻也不要再犹豫。”发完电报后罗斯福感叹说：“如果对方是欧洲国家政府的话，恐怕就不需要这样的电报了。” 9月19日，史迪威持罗斯福的电报面见蒋介石，此时蒋介石正在重庆郊外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赫尔利特使也在场。史迪威本想让翻译当众宣读该电报，但赫尔利阻止了史迪威，把电报译文交给蒋介石，说：“阁下自己看吧。”蒋介石看了电文后，沉默片刻说：“知道了，立即散会。”等其他人离开会场后，房间里只留下蒋介石和宋子文，这时宋子文看到58岁的蒋介石，竞象幼儿一样抱头嚎啕痛哭。罗斯福竟然不顾蒋介石国家元首的身份，用下命令的口吻让蒋介石交出军权，极大损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以至于到失声痛哭的地步。蒋介石在9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面对罗斯福的“最后通牒”，蒋介石已无法再拖延，于是转用围魏救赵战术。蒋介石的战术是：并不直接拒绝交出军队指挥权，而是说史迪威得不到中国人的信任，所以不能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请罗斯福另派一个中国人可以信任的人选，他就同意交权。9月20日，蒋介石对赫尔利说：“中国军民恐不能长此忍受史迪威的侮辱，此殊为中美两国合作之障碍物也。”另外，蒋介石把国家的名誉和蒋自己的名誉联系在一起，声称中美合作必须是友好、和善的，绝不能有一丝强制性，绝不容许损害“中国国家与个人的人格”。 9月24日，蒋介石和宋子文致电罗斯福，答应由美国人任中国军队总司令，但永远不同意由史迪威担任。9月26日，蒋又经宋美龄向罗斯福转达了如下电文：“余对罗总统平时的主张与意见无不尊重，但关于中国之三民主义与中国之主权，以及中国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如稍有损丧，则余必不惜任何牺牲，决不能因循迁就，否则即使联盟国作战完全胜利，则虽胜犹败。余决不能使中国赤化与主权动摇，并望友邦间能互相尊重人格也，，，。但无论美国如何变化，余自信抗战根据地与军队，决不致崩溃。吾人如再恢复独立抗战之态势，则对内政与军事情势，决不能比现在更坏，，，。惟事实证明，史将军非旦无意与余合作，且以为受任新职后，余将反为彼所指挥，故此事因而终止。如罗总统指派之任何美国将领，而富于友谊合作精神，以接替史将军，余必竭诚欢迎，且将尽力之所及，支持其作战，加强其权限也。” 蒋介石表明了他的底线：“中国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如稍有损丧，则余必不惜任何牺牲，决不能因循迁就，否则即使联盟国作战完全胜利，则虽胜犹败。”这也就是说蒋介石把国家与个人的人格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抗战胜败倒在其次。蒋介石不惜决裂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为难，9月25日以后，罗斯福一直苦苦思考，犹豫不绝。美国虽然不喜欢蒋介石，但也没有其它解决办法，华莱士说：“除支持蒋介石外，好像没有别的办法。现今中国的任何领导人或集团显然都没有足够力量去接管这个政府。我们而所能作到的，只能是影响蒋氏采纳中国进步人士的建议，对政府注入新的活力。” 10月6日，罗斯福给蒋介石致电说：可以考虑更换史迪威中国军队前敌总司令的职务，但建议保留史迪威对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蒋介石拒绝了罗斯福的建议。赫尔利则频频劝罗斯福让步，更换史迪威以换取蒋介石的合作。10月12日，赫尔利给罗斯福去电说：“如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要失去蒋主席，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请总统另派一位能够与蒋主席协力合作的年轻将领。”10月18日罗斯福最后决定让步，调回史迪威，派魏德迈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同时，把缅印战区和中国战区分离，中国战区由魏德迈指挥，缅印战区由索尔登指挥。 史迪威被召回国，蒋介石甚为高兴。10月21日，蒋介石在日记反省录上这样写道：“对此事之隐痛，亦可谓极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已误之国交，抗战已颓之形势，皆得由此启起机钥。此后军事、外交与内政，乃可按计划实施矣。”10月20日蒋介石在史迪威辞行时对史说：“我们性格各有所长，不如分地工作，各展其长。”蒋介石授予史迪威青天百日勋章，被史迪威拒绝，但史迪威在启程前，却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电道别。 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于10月31日到达重庆，魏德迈比较尊重蒋介石，不象史迪威那样经常不留情面地批评蒋介石，因此蒋介石对魏德迈很满意。蒋介石在11月16日的日记中对魏德迈作了一个评价：“此人直谅勤敏，可说毫无城府，与史迪威之性格，适属相反。而其办事精神之积极紧张，我国军人应效法之也。” 表面上看，蒋介石在与史迪威的抗争中赢得了胜利，但蒋介石却是事实上的输家，因为蒋介石搞糟了国民政府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使美国不再积极支持蒋介石政府，所以蒋史之争也为日后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埋下了伏笔。史迪威被招回后，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多篇批评蒋介石政府的文章，进一步损坏了蒋介石政府在美国舆论界的形象。史迪威离任后，罗斯福对中国军队的抗战彻底丧失了信心，连向中国军队提供武器的热情也冷却了。魏德迈上任后，向罗斯福提议用美式武器为中国军队装备三十六个师，并进行美式训练，但被罗斯福搁置不理。 更为严重的是，蒋史之争降低了中国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美国预计发动对日本的总攻要牺牲100万以上的军人，因此罗斯福希望中国共同出兵分担美国的牺牲，可是中国的现状使罗斯福对美中联军共同反击日军的设想完全破灭，不得不请苏联出兵分担美国的牺牲。当然不给苏联好处，斯大林是不肯出兵的，所以1945年美英苏三国首脑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以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方式，来换取斯大林对日作战，也可以说是蒋史之争造成的间接后果。 蒋介石得知“雅尔塔密约”后非常气愤，曾一度派缪斌到日本，密谈与日本单独讲和之事，但最后蒋介石还是被迫于1945年8月承认了“雅尔塔密约”。蒋经国到苏联签约时，向斯大林解释中国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理由：“我们抗战的目的，就是收复失地。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反而把这样大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独立。”斯大林回答说：“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但你也应该知道，今天并不是我求你来帮忙，而是你求我来帮忙。如果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虽然斯大林答应罗斯福向日本开战，但斯大林并没有准备立即开战。据最近俄国解密的秘密文件，当时斯大林准备等美日中三国打得筋疲力尽后，再出兵占领中国长江以北的北方，建立蒙古和满洲国两个国家作为苏联的卫星国，把中国北部交给中国共产党，只把中国南部让给美国。但美国发明了原子弹使斯大林不得不改变计划，苏军在美国投下原子弹后急忙出兵满洲，但斯大林瓜分中国的计划已经落空。如果美国没有发明原子弹，苏军出兵中国的结果就有可能使中国出现南北朝鲜那样的国土分断结局。 史迪威本人态度的确比较傲慢，对中国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缺乏应有的尊重，蒋介石要求撤换史迪威也是情理之中。中国的角度来看，罗斯福强要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但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过于腐败，国际形象很差，还要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所以无法无畏无惧地向美国抗争。蒋介石试图对罗斯福说“不”，结果导致罗斯福向苏联出卖中国利益、割让中国领土的结局。总而言之，落后就要挨打受气，这是近代中国无法摆脱的命运。

MG · 发表于 2002-12-6 17:38:16

好文

GregoryTug · 发表于 2024-6-17 16: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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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oryTug · 发表于 2024-6-17 1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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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 蒋介石的眼泪

蒋介石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