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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文学城时事述评专稿
作者:楚远
想一想,死不得!
南京燕子矶闻名遐迩,被誉为“天下第一矶”。十几年前,笔者曾经去游玩过。模糊的印象中,还有依稀江水浊泥的印记,在绝壁下懒洋洋的流淌。对岸不远处是扬子乙烯的巨型装备,让人颇为失落,哪里还可以寻找到乾隆七绝的意境:“却喜涨沙成绿野,烟林相凿久相安。”
后来,有朋友问我,看见陶行知先生在那里竖的牌子没有?朋友说,上面写了一句话:“想一想,死不得!”。这才知道,风流已逝的天下美景,竟然也是自杀者的胜地。而十几年后的今天,在频频添加的自杀者名录里又多了一个人的名字:小洁,一个六岁的女孩,一个居住在南京燕子矶的民工家的女孩。
从报道看,燕子矶并不是小洁的家乡——虽然她就出生在那个地方。那篇报道上说她住的地方“是一处典型的外来人口聚集地”。但与楚远十几年前“外来”燕子矶游山玩水不同,小洁一家“外来”了那个“人口聚集地”已经20年了。而在南京那个大都市里生活的小洁,竟然是她的母亲“在家里用剪刀自己接生的”。
何以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也成了“外来人口”?那些动辄童养媳状,抱怨美国把中国怎样怎样了的人口们,是不是应该回过脸,先舔干了自己屁股上的大便呢——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胆量和能力,又何愁世界上还有一个罪恶的美国?美国再不好,毕竟和我们不同种不同语言不同国。倒是同种同语同国的同胞,55年前被一党专政的大门卡在了篱笆墙里——一旦离开,就成了“外来人口”。今天,他们又被一党首富的私有化政策抛进了贫富悬殊的地狱——民工,比奴隶好到了哪里?
相反,在美国,每个“外来的人”都知道“五年奋斗期”的故事。大多数的人,在五年以后,基本上不仅不算“外来人口”而且奋斗出了一栋普通两层楼house。这在中国,就要被视为“别墅”了。相对于美元和人民币8倍的差价,这样的可以经过几年奋斗达到普通美国人生活质量的绝对真理,才是中国人向往美国的根本原因吧?而自杀者小洁一家,在自己祖国的“外来人口聚集地”,四个“奋斗期”以后,却到了“靠挖野菜卖维持生计”的地步。按她爸爸老陶说:“日子越过越苦”。也就是说,没有希望。
一个“挖野菜卖维持生计”人,当然不会是游手好闲的懒人。而小洁“每天捡破烂”的母亲,当然也不会是一个懒人。就是这样希望离开农村的勤劳的“外来人口”,在自己的国家却连六岁女儿上学的钱也付不出。
小洁的姐姐小丽告诉记者:“小洁很喜欢上学,她们家隔壁就是一个幼儿园,小洁经常爬到洗衣机上朝隔壁看,跟着学校里的孩子一起唱歌。因为不能上学,最近一直在和家里闹别扭。”终于有一天,六岁的小洁爬上了洗衣机,不再唱歌,而是打了一个索套,了结了上学的心愿。
这是一副怎样的画面?那些看透了人性虚伪的清醒者们一定会冠以“煽情”两字。但别忘了,这是在党领导下的记者同志的社会主义素描笔法。“煽情”的,是整个中国社会,而不是一篇文章。
教育家陶行知几十年前在南京创立了“晓庄师范”,离燕子矶只有几站路的距离。老先生当年,想必以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师资。真是大谬不然!凭中共吹嘘的建政几十年“光辉教育成就”,教育自杀者小洁这样六岁儿童的师资力量,早已经饱和得可以撑破天了。但小洁和她八岁的姐姐依然没有学上。因为他们的贫穷,而这样的贫穷不是他们的父母靠流亡到“外来人口”聚集地可以摆脱的;也不是他们的父母靠勤劳地工作可以摆脱的。
根据记者的文章,小洁一家一共有过8个孩子,死了六个。除了小洁,另外五个病逝。根据中国的现实,这样的家庭应该是“黑户口”。这样一想,自杀者小洁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倒是为中国的人口自然寿命做了贡献,也为卫生部的降低非正常死亡率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否则,单凭这六个死亡的孩子,那些原来已经虚伪的数字,恐怕也不好意思不调低几个百分比——因为这样的“黑户口”绝不是小洁一家,也不是今天才有。但网上偏偏有人漠视小洁的贡献,甚至找到了小洁一家贫穷的根源:没有实行党中央计划生育的国策,咎由自取。也有人说:瞧,民工的素质。
民工的素质确实不高,他们住在肮脏的窝棚里,啃着干馒头,干着城市人下岗也不愿意去干的工作。实在挣不到钱的时候,有人还会想点歪门邪道。但为什么这个国家出现了这样一个阶层呢?指责他们素质的人,知道这个“低素质”的阶层有多少人口吗?提高“低素质”的途径又是什么呢?
相对于六岁的小洁都知道“要上学”的道理,那些吃饱了“人汗”馒头,然后在那里剔着牙齿的高素质公民们,不知道是否还知道羞愧两字?农民的低素质,正是由于贫穷而失去上学的机会造成的。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哪里有什么“九年义务教育法”的贯彻可言?教育市场化,必然导致赤贫人口的继续“低素质”。这是必然的结果。这个国家在55年前通过计划手段,制造了一个分裂的二等中国:农民国;在55年后,又通过市场手段剥夺了他们通过教育提升自己的生活质素的机会。小洁之死,不正是对这个社会的最有力的控诉吗?
“我要上学!”是不是六岁小洁临去前的最后遗言?
“我要上学!”是不是六岁小洁叩开天国大门的钥匙?
“我要上学!”是中国贫困家庭的孩子几十年集体的呼声;
“我要上学!”,是中国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法”后,农村孩子越来越强烈的呼声;
“我要上学!”,听到这句话,你是否会想起那个成了“希望工程”的象征的女孩的大眼睛?当她今天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却是六岁小洁的忌日。而就是这样的“希望工程”,竟然也是中国硕鼠们觊觎的粮仓。这就是当今中国之现实!
也不要提什么早就招人诟病的计划生育国策。那个国策的唯一根据就是:地少人多。换句话说,就是人口密度太大。真的吗?那么新加坡、日本早应该实行“人口自杀”的国策,以降低人口密度了。小岛台湾,是不是也应该因为人均耕地面积少于大陆而推行强制岛上的“统派”到大陆去,以均贫富两岸的人均耕地面积呢?而非洲,大部分国家地广人稀,经济成就又如何呢?
反观小洁一家,即使实行了“计划生育”,不是照样生了8个孩子,还不足以说明这个政策的失败吗?而这些孩子的62.5%的病死率(不包括小洁自杀),倒起到了“计划生育”所想而未达的效果。在指责农民多生孩子的行为之前,不是更应该考虑一个“为什么”:即使有强制性的计划生育,他们还依然要多生?即使那些不屑于小洁一家超标生育的高素质中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这样做的根本还是因为没有社会保险吧?养儿防老,是我们封建时代的传统,但到了今天,依然还是农民们不得不为的传统。没有配套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方法,仅仅一条强制性的计划生育,造成的就是小洁这样的悲剧。父母无辜,孩子无罪。最后结局如此凄惨,谁之过?也许计划生育是不得不为(笔者很怀疑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事情),但更应该的,是不是严格执行“九年义务教育法”呢?
六岁的小洁,终于去了,在失去了上学的最后希望以后。我希望天国里,有专门为她办的学校,或许陶行知先生就是这学校的校长。但不知道,如果他看到燕子矶的六岁孩子也走上自杀的道路,是否还有勇气说:“想一想,死不得”。这几个简单的字,可能是小洁一辈子也不认识的天书——如果她还有勇气活在今日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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